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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循吏如何“为政以德”
发布时间:2021-05-21 10:50 星期五
来源:学习时报

循吏一词,最早出现《史记》中。太史公在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的序中写道:“法令所以导民也,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,良民惧然身修者,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,亦可以为治,何必威严哉?”该传共记录了五位贤官良吏,在写到第三位循吏公仪休时,太史公这样描述到:“公仪休者,鲁博士也。以高弟为鲁相。奉法循理,无所变更,百官自正。”他认为的循吏具有两个特点:奉职循理、奉法循理。奉职、奉法,就是严格奉行自己的职责、忠于法律。循理,是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。从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中描述的五位循吏可知,循吏应该遵循自己的职责和法律规定办事,要仁义爱民、善施教化、清廉自正、严守法纪,这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为政治国以德教为主的理念。

史书上记载,汉代到了汉昭帝、汉宣帝时期,“循吏”迅速增加,祥瑞也接踵而至。此后,循吏在汉代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。他们在地方治理中,多以教化为主,其治理模式各具特色,效果显著。

勤政爱民,体恤民情。奉职行事是评价循吏的标准之一,在地方治理中勤奋敬业,了解人民的疾苦,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。西汉黄霸为颍川太守时,让地方官吏都蓄养鸡和猪,用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。鳏寡孤独者有死了没被安葬的,乡里的官员呈文告知,黄霸都给分别处置,甚至连哪个地方有大木头可以做棺木、哪个邮亭有小猪可以用来祭祀他都知道。渤海百姓因“困于饥寒而吏不恤”发生动乱,循吏龚遂到了渤海之后,宣布持锄器者为良民,持兵器者为盗贼,于是盗贼皆罢。因为暴乱是因饥饿而起,于是龚遂“开仓廪假贫民,选用良吏,慰安牧养焉”。《汉书·循吏传》对召信臣描述到:“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,好为民兴利,务在富之。躬劝耕农,出入阡陌,止舍离乡亭,稀有安居时。”东汉时任延任会稽都尉时,敬待会稽有识之士以师友之礼,“椽吏贫者,辄分俸禄以赈给之。省诸卒,令耕公田,以周穷急。每时行县,辄使慰勉孝子,就餐饭之”。以上官吏因深受儒家民本思想所影响,他们在治理地方时,多施行宽缓的惠民政策,重视发展生产,关心百姓生活的疾苦,受百姓爱戴。孟子曰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一个国家能否安定、繁荣,必须要关心百姓的疾苦,只有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,政治才会清平,社会才会稳定。他还说到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这句话体现了君子的至高境界,穷困时就做好自己,显达时要兼顾天下人共达于善。在中国古代,地方官员是统治者和百姓的联系纽带和桥梁,官员只有勤奋敬业,全心全意的为百姓谋福利,才能有效化解矛盾。

以教为本,移风易俗。汉代思想家、政治家董仲舒认为通过道德教化、兴办学校,可以使人们受到礼教的浸染,减少犯罪行为,使一个地方长治久安。长期以来,敬畏一直是人们守法的一个重要动机。当某种违法行为有日益泛滥的趋势时,最直接的应对措施往往是加大惩罚的力度,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,这往往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,这就是所谓的“治乱世,用重典”,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,道德是内心的法律”,只有用道德来教化百姓,使法律潜移默化、深入人心,才能让百姓从内心深处自愿遵守法律从而收获更好的治理效果。西汉循吏文翁,在蜀地担任郡守时,“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”,则派蜀生进京学习,兴办学校,重视人才,“数年,…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。至武帝时,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,自文翁为之始云”。东汉时,以文教化,兴办学府的官吏也俯拾皆是。卫飒任桂阳太守时,“郡与交州接境,颇染其俗,不知礼则。飒下车,修庠序之教,设婚姻之礼。期年间,邦俗从化”。任延任九真太守时,骆越的百姓不知婚姻之礼,凭着情欲喜好,没有固定的配偶,也不了解父子间的天性和夫妇之礼。任延于是下发文书给所属各县,要求男子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,女子年龄在15到40之间,都按照年龄大小结合。当地百姓说:“使我有是子者,任君也。”秦彭任山阳太守时:“以礼训人,不任刑罚。崇好儒雅,敦明庠序。每春秋飨射,辄修升降揖让之仪。乃为人设四诫,以定六亲长幼之礼。有遵奉教化者,擢为乡三老,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。吏有过咎,罢遣而已,不加耻辱。百姓怀爱,莫有欺犯。”儒家思想自汉代开始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,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精髓中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这些伦理精神一旦融入政治实践中,则可完成对国家和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。如何将儒家学说最大限度的社会化、成为民众的行为准则,通过教育的推广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。两汉循吏或将儒家的礼教精神上传下达、颁行于民间,或以兴办教育为己任。这种儒学文化自觉带动了儒学的推广,将儒教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,使儒家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,他们治理的地域也多移风易俗,人心淳厚。

为政清廉,正直不阿。循吏是中国话语中一个特有的概念,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特有的现象,之所以专门列了循吏传,是因为循吏大多为政清廉、正直不阿,这在等级森严、特权强势的古代社会实属难得,这要求循吏们首先就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。儒家“平天下”的终极目标,就是希望天下能达到合理、平衡、公正、公平、秩序、和谐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。欲平天下,必先正其心、修其身。古代地方官吏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,并与百姓直接打交道,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低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政治是否清明、秩序是否井然,只有地方官吏本身廉洁自律,不畏权贵,才能取信于民,在当地树立良好道德观、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。《汉书·循吏列传》中记载的两位循吏在廉洁、正直方面颇为典型。朱邑当时虽任九卿之一的高位,却“居处俭节,家亡馀财”。龚遂在诸侯王刘贺手下任职时:“贺动作多不正,遂为人忠厚,刚毅有大节,内谏争于王,外责傅相,引经义,陈祸福,至于涕泣,蹇蹇亡已。面刺王过,王至掩耳起走。”《后汉书·循吏列传》中记载了12位循吏,其中王涣任今河南温县县令时,境内有很多奸猾之徒胡作非为,王涣采取策略加以讨伐打击,把他们全都杀了。后任洛阳县令时他用巧妙的办法,多次揭发和暴露隐秘的坏人坏事。他为民做主、不畏权贵的作风,深受百姓爱戴。元兴元年,王涣病死后,数千名百姓共同集资,前去祭奠。刘矩任尚书令时,因为性格正直,不趋炎附势,还得罪了当时的大将军梁翼。刘宠在会稽任太守时,山阴县有五六个老翁,因感激刘宠施行的仁惠政策,每人拿着百钱送给刘宠,刘宠说:我的政治哪里能够如你们长者所说的那样呢?你们辛苦了啊!刘宠前后连任两郡太守,多次任卿相大官,但清廉朴素,家无货积。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是达到百姓自愿自觉守法,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是百姓发自内心的信仰法律。这不仅要求每一个人有良好的道德标准,更要求官员做好道德表率,才能带领社会风气良好的循环。

任何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,都不能忽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。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循吏则是德治思想熏陶下的产物。两汉盛况频现,这些盛世的出现与地方吏治的清明密切相关。汉代循吏无不以为民谋利为使命,只有人民安居乐业,国家政权才能稳定。虽然循吏政治不是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,但是道德的传播途径是自上而下的,官员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,正如孔子所说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一个文明社会,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远高于百姓,崇尚为政以德,“德”字在心,以“德”化“民”。(王蓉)

责任编辑:刘策